祝味菊无疑是火神派

  □ 张存悌 李明哲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

  ●所谓火神派,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,理论上推崇阳气,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,以擅用附、姜、桂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。

  ●看医家是否属于某一派,不必看他提及谁和什么书,而是要听其言,观其行。祝味菊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学术思想是重视阳气,并因擅用附子而被誉为“祝附子”,无疑是火神派。

  ●各家医派可以说都是后人归纳、整理出来的,火神派亦然。

  笔者一直把祝味菊作为火神派的代表人物看待,没想到有人对此提出异议。上海中医药大学邢斌教授就对把祝氏说成火神派“很有疑问”,理由是“在祝先生著作中从未提及火神派医家及医著,却曾提及四川其他的医家沈绍九、陆景庭。其门人陈苏生徐仲才、王兆基、王云峰等撰写的专著、论文里也从没提及这一派医家及医著。”

  “即使祝先生真的受到卢铸之的影响,也不能说祝先生就传承了火神派的思想和衣钵,就成了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了。原因很简单,重阳思想只是祝先生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。相信读过前文的读者都不会认同祝先生属于火神派的。”(《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》)

  简单地争论一个医家是否属于哪个流派没有多大意义,但此事关系火神派的基本概念问题,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。

  火神派的基本概念

  首先要弄清火神派的概念,笔者在《中医火神派探讨(第二版)》一书中是这样定义的:“所谓火神派,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,理论上推崇阳气,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,以擅用附、姜、桂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。其中,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,乃至诸多火神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“某火神”或“某附子”雅号,从一定意义上讲,不擅用附子,就不成其为火神派。……广义上说,一个医家如果重视阳气,擅用附子,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。”

  这个定义注重两点:一是重视阳气。二是擅用附子。尤其强调“不擅用附子,就不成其为火神派”,这是一个非常特征性的标志。如果对这个定义有疑义,可以另外讨论。

  祝味菊无疑是火神派

  按照这个定义衡量,祝味菊无疑是火神派。从重视阳气这一点看,一本《伤寒质难》可以说通篇都在论述这个问题,邢斌说“重阳思想只是祝先生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”,未免说得轻松,重阳思想是祝氏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学术思想,岂止仅是“一个方面而已”,其他方面的学术思想差不多都是由此演绎出来的。祝氏医友徐相任称:“本书(《伤寒质难》)最有力之主张,举其荦荦大者言之:第一为体力重于病邪,第二为阳气重于阴血,笫三为以五段代六经,此作者之创获,亦即苦心孤诣之独到处也。”三条都讲重视阳气;从擅用附子这一点看,祝氏推崇附子为“百药之长”,“其应用附子的广泛程度,世所罕见”,由此而被誉为“祝附子”,这更是他属火神派的证明。因为火神派临床最显著的标志是擅用附子,而判断这一点除了学者的观点之外,还有民众的看法亦即“口碑”认可。火神派宗师郑钦安就曾夫子自道:“予每用此方(指四逆汤)救好多人,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。”(《医法圆通卷四》)是说众人都称我为“姜附先生”。而且可以说,所有火神派名家的“某附子”、“某火神”的称谓都是这样由民众传出来的。从一定意义上讲,这种口碑认定要比学者的长篇论证更具分量。“祝附子”既然是这种口碑传出来的,难道还不足以认定祝味菊的火神派归属吗?

  邢斌本人恐怕也承认祝味菊擅用附子,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经过“深入研究”,“发现20世纪上海地区……有6位名医在运用附子经验上最具特色,享有盛名,且存在一定学术渊源关系,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医学流派。他们是祝味菊徐小圃、陈耀堂、章次公陈苏生徐仲才。”笔者按:当年沪上擅用附子者绝非仅此六人,比如川医刘民叔1927年由川移沪行医,就以擅用附子著称,有“刘附子”之誉,声名不下于祝味菊

  祝味菊“将其应用附子的宝贵经验无私地传于友人徐小圃、门生陈苏生徐仲才……正是由于这样薪火相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敢用、广用、善用附子为主要特色的医学流派,一度在国内颇有声势。”“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,这是一个在20世纪上海乃至全国均有一定影响的具有学术继承关系、共同学术特点的医学流派,这一流派运用附子的经验极为宝贵,值得今人继承发扬。”(《四川中医》2003年12期“20世纪上海地区擅用附子六大家”)邢斌再三强调祝味菊“在运用附子经验上最具特色,享有盛名”,“以敢用、广用、善用附子为主要特色”,由此称他“擅用附子”也算实至名归吧,既然这样,将其归入火神派可以说顺理成章。

  同样,邢斌教授还再三强调祝味菊等人因为“具有学术继承关系、共同学术特点”,“已经形成一个医学流派”,而且“一度在国内颇有声势”。至于是什么医学流派,邢斌没有说,但以其擅用附子而言,除了火神派还能是什么派呢?还有哪位读者“不会认同祝先生属于火神派”呢?

  判定医派要听其言,观其行

  考邢斌不同意祝氏为火神派,还因为“在祝先生著作中从未提及火神派医家及医著,却曾提及四川其他的医家沈绍九、陆景庭。其门人陈苏生徐仲才、王兆基、王云峰等撰写的专著、论文里也从没提及这一派医家及医著。”其实,看医家是否属于某一派,不必看他提及谁和什么书,而是要听其言,观其行,看他怎么说,看他如何做。祝氏说的是重视阳气,治病用得最多的是附子,以此言行就足以判之为火神派了。至于他提过谁、跟过谁并不重要,要知道,判别一个人的学派归属不是排家谱,看他跟谁有关系,而是与他信奉什么学术观点有关系。如祝氏在书中“提及”沈绍九、陆景庭,不过随便提一句罢了,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师承关系。

  退一步说,即使某人与名医大家有过接触,哪怕是师徒关系,也不见得就一定继承了老师的学派,所谓“师傅领进门,修行各不同”是也。例如郑钦安的入室弟子郑仲宾(1882~1942),“从师”郑钦安“学医3年”,但他显然不是火神派,而是“对温病学用力最深”,对“温病学家吴又可、叶天士……都极推崇”。所以,笔者认为,判断医家属于哪一派,当以其言行为准,而不是看他跟过谁,亲传固然是直接门径,私淑、遥承者恐怕更多,还有可能独立钻研而有所得,与某种学说不谋而合,殊途同归,当然可以归入该学派了,祝味菊也可能属于后者。

  笔者倒是有证据表明祝氏曾经看过郑钦安的书,可以说还引录了郑氏一段话:“水懦弱,愚民狎而玩之,则多死焉;火刚烈,良工利而用之,则多成焉。水能死人,而人不知畏;火有殊功,而狎之者鲜。”(《伤寒质难第十四篇》)郑钦安则论曰:“水懦弱,民狎而玩之,多死焉。火猛烈,民望而畏之,鲜死焉。总之,水能生人,亦能死人;火能生人,亦能死人。”(《医法圆通卷四》)细辨二人议论,比喻相同,语言极为相近,至少可以窥见祝氏与郑钦安之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

  总而言之,是否找到祝氏与郑钦安的联系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实践与火神派是否吻合。谁能说出曹颖甫胡希恕先生跟过仲景的第多少代传人,谁又能否定其伤寒大家的地位呢?

  各家医派是后人整理出来的

  顺便说一下,不仅祝味菊“未提及火神派”,即使郑钦安本人也从未提及火神派。邢斌说:“郑钦安本人是否认可火神派的说法,都是值得怀疑的,目前并无特别可靠的证据。”但这就能成为否认火神派存在的理由吗?诚然,包括郑钦安、吴佩衡、范中林人等都未说过自己是火神派,但这丝毫不能作为否认火神派的理由,火神派是后人总结出来的。

  事实上,各家医派可以说都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后人归纳、整理出来的。各家开山宗师未必想到自己开辟了一个新学派,更不用说给自己的学说提出一个诸如“补土派”、“寒凉派”之类的概念了。按邢斌说法,这些众所周知的医派恐怕也不能承认了。要知道,各个医派的确立需要时间的积淀、历史的考验和后人的整理。正是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儒之门户分于宋,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”一语,才使我们知道了医派的概念,而这话是距金元四百多年后的清人所说的,这里就有历史积淀的因素,而所谓《中医各家学说》则完全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物。

  邢斌也承认:“所谓的学派很多本身就是后人的概括,后人给郑钦安等安上火神派的帽子也未尝不可。”这话说对了,火神派就是后人整理归纳出来的,跟郑钦安自己是否“提及火神派”没有关系。《邛崃县志》称郑钦安为“火神派首领”,正是“后人给郑钦安等安上火神派的帽子”的证据。不可否认的是,一个地方县志的记载,再准确不过地表明了火神派存在的事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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